端午节期间，在离省城很远的乡村跟人聊天，得知在座几位都在省城有房子，都是近几年买的。他们原本在乡镇或县城，都有房子。在未来十年之内，他们都不大可能去省城居住。他们没有退休，他们的孩子有可能在省城读书，但也不一定。他们工作在乡镇，平时住在乡镇，也可能住在县城，但肯定的是，一年到头难得在省城去住上几天。

 

作为常年闻着泥土芳香的人们，在省县乡“三级”居住地有房子，这是一个很大的安慰。他们谈起来洋溢着幸福。这一份心情是很好理解的。向往大城市，是很自然的。中国的资源都向大城市集中，城市越大，意味着生活越方便，文化和物质的享受越丰富。也许等到有一天，人们可能会趋向于居住在宁静的小城镇，特别是最先富裕起来的，已经养成“贵族气质”的人们。

 

但这里说的，不是很富有的人。他们是普通的乡村干部的样子。他们可能有一些余钱，但比起这个时代已经高扬的奢侈，他们的钱应该算不上什么。他们目前还过着相对质朴的生活。在他们的县城，房价已经靠近三千。如果从账面工资看，县城大多数职工一个月的工资也买不了一平方米楼面，乡镇吃财政饭的人员，就更要差一点。因此，从表面上看来，不能理解这样的房价。中国的许多事情不能用经济常识解释，许多经济学家错误地预测过房价。

 

买房的经济能力，可能来自于统计以外的收入。而有钱往房子里投意味着保险，也是一种大众经济学。于是，能耐大的炒房，一般百姓是尽可能多买几套房。几乎所有披露的贪腐官员，都在一个或多个城市有多套房子。也不知他们是怎么想的，尚未经过“合法化”漂洗的金钱，换成不动产，不是很容易暴露吗？上海市近年开审的犯罪官员，数十套房子的就有好几位。最近山西一位“煤炭局长”的案子透露出，该局长在北京和海南买了35套房子，价值上亿。

 

但对于普通人来说，超出居住需求以外去辛辛苦苦地做房子的奴隶，可能只是出于对房子的“过度热爱”。古代皇帝到处有行宫，近现代也诞生了有不少领导干部别墅。大人物往往给世上留下多处“故居”和“纪念馆”。可是，有史以来，地球上生存过无数的人类了，留下“故居”和“纪念馆”的又有几多呢。一个普通人，给家族留一个传说，留一点家风也就足够了。至于房产，尽管中国在从前没有实质性的遗产税的概念，但由于各种社会变故，哪里还能看到几代人留下的祖屋呢？

 

中国社会的财富总量，一半以上是房子，房子一半以上的价值，产生于近年的涨价。这是一个当代神话。与此同时，形成了买的人不住，住的人买不起的局面。这种财富分配格局会产生深远影响。近日北京有消息说，在新房销售减少的情况下，房租却大幅上升了。这意味着刚刚踏入社会的新一代生活成本的攀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