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早上刚到实验室，就听到一个“噩耗”说出国去开会的申请不会被批准。原因是没有文章发表是不能参会的。

刚开始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确实郁闷了一阵。没有文章不让参会，这实际上就意味着以后相当长的很多顶级水平会议在短期内我们就无法参加了，因为就我们目前的状态离能够发顶级会议还有一定差距。这就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我们和高水平研究者的交流，我们研究水平的进一步提高也必将受到重大影响——我们都能命中的会上面发表文章的那些人顶多就是和我们水平差不多的人，要知道内地研究者受制于语言和学缘关系在国际研究领域是收到一定程度的打压和歧视的。

不过很快我倒是又平静下来了，毕竟也不再是20多岁的小年轻了。想想这帮省外办的人这么对我们也很正常。其根源在于高校的“行政化”。有网友肯定要说了：你一天到晚就知道搞个大新闻，这事怎么又和高校“行政化”扯上关系了？其实，这关系很简单。如果以公务员而不是高校学者的要求来要求我们，这就太明显是有“公务旅游”的嫌疑了。你出去又没明确的任务，就是去那里听听会、和作者交流一下。这种事可不可以不干？从要求公务员、压缩政务开支、减少不必要开会经费上来说这当然是必要的。但对于学术交流来说，和作者交流一下他最新的想法、洽谈一下未来的合作可能性这是对学术研究非常有裨益的。前者可以提供一些新的研究思路或者解决一些研究中出现的疑问，后者可以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从监管公务员的角度，没有必要的事情不要出去是对的。但从学者的角度，很多新的想法就是在闲扯淡中产生的，很多合作也都是从一面之缘起步的。比如在本月初召开的AISCON这种国际上不是很入流（但确实是一个老牌和经典的国内学术会议）大会上，我们也和两位国外教授在扯淡的过程中获得了两个极其重要的研究想法。预计其中一个将在下个月内被验证，届时可能会诞生一个挑战现有SDN实施方法的论文出来。其实我们双方都不做SDN，但是一起谈到这个问题。原本是想借鉴SDN里面的一些思想，却发现片上网络里面的一些想法早已经走得比SDN更远了。这些交流都是在开会间歇的交谈过程中不经意间产生，然后在后续的工作中持续升华的。阻断了这些交流的渠道，后面类似这样的机会就大大的减小了。

如果说“行政化”只是耽误个开会什么的，还不是什么大问题。真正的问题“行政化”犹如一顶“红顶子”戴在高校的头上，也戴在高校教师的头上。上一次戴着这顶“红帽子”的人是那批民营企业家们。在90年代末本世纪初的那场“国退民进”的改革中，大家大概都记住了柳传志、李东升这些幸存者。其实，一路上的殉道者不计其数。最终在无数殉道者的尸体上，中国完成了现代企业制度的转型。而今，这一问题的主角由民营企业换成了高校。因此，当年有褚时健，而今，就会有褚健。带着“红顶子”会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占一些便宜，但最终却会受到惩罚和报复……

未来的高校去“行政化”应该是必然了，不去“行政化”上上下下都要为背着这顶“红帽子”而付出代价。不过这里要稍微吐槽一下的是，“红帽子”现在对某些学校和某些人来说未见得是什么坏事。比如“副部级”高校，自己就有外事审批权，能不能去开会自己学校里面就能说了算而不用去看什么省外办的脸色。至于那些拿着外国绿卡甚至护照回来的“国际友人”们，一边享受着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大额投入，一边又不用为了“红帽子”而背负什么负担（因为人家有绿的嘛）。于是，后面还会有人说：你看海外回来的人，学术水平就是高，那些个土鳖就是没法比啊！